今天想与大家讨论三个问题：“三严三实”是什么？为什么要谈“三严三实”？怎么做到？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三严三实”是什么

先说第一点，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安徽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要求干部“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里有三个“严”、三个“实”，所以叫“三严三实”。

当然，这只是字面上的，如果分析，大约两层意思：对内，修身、律己、做人；对外，用权、谋事、创业。就好比我们离开家乡走向社会时，老人们总会交待：孩子，在外面工作，一是要做好人，二是要做好事。记牢啊！从这个意义上说，习总的话就像家中老人告诫那般真挚而朴实，但却体现了他中华优秀文化的涵养，且这话一定在他的心中萦绕已久，不吐不快。

为什么说“体现了中华优秀文化”？梁启超说：中国优秀人格不外“修己安人，内圣外王”八个字。“修己”就必须修身、律己、做人，“安人”就可能体现在用权、谋事、创业。修己安人都做到“严”了“实”了，进至高处就是：对内，追求圣人境界；对外，施行有德性的大治——“内圣外王”。为什么说“萦绕于胸”呢？有待下一节再说。

先看佛典《楞严经》的一段话：“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说佛不喜欢别人表面地理解和重复他的话，说自己的话只是指向天边明月的手指头，听者应该循着手指头——他的话，自己去努力寻觅月亮——真理。如果听了话只会简单重复，就像以为手指头就是月亮，不仅失去了真理月亮，也失去了手指头。为什么呢？因为话语在这里唯一的作用就是指向真理的。

好深刻的一段话呀！那么，我们是否也常犯以手指头为月亮的毛病呢？习近平总书记的“手指”指向何处呢？

为什么要提“三严三实”

我们进入第二个话题：此时此刻总书记为什么要提出“三严三实”呢？我个人以为，可从下面两点来理解。

不严不实的现象比较普遍

我发现有一个“贴标语现象”：如果某地贴着“不要随地吐痰”的标语，该地一定痰多；客厅里就不会贴这个标语。我们领导人提出一个口号一套说法，肯定不是坐在家里没事想出来的，总是被现实“倒逼”或“问题导向”出来的——因为某事做得不好，所以要郑重提出。

最近的《同舟共进》刊登了对邓晓芒先生的采访，题目是《我们的道德怎么了》。记者开始就说：“前几年，有人以贪官的口吻给儿子写了一封信，教儿子为官的道理：不但要学会说假话，还要善于说假话；要有文凭，但不要有真知识；不要追求真理，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邓晓芒答：“中国当代的道德问题不是哪个阶层的问题，它带有某种共性，只是在不同阶层和行业中有不同的表现而已。不同表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虚假，习以为常地作假：官员说假话，商人卖假货，学者炮制假文章……”

有人说，这种作戏的现象只是当下才出现，今天怎么怎么糟，过去怎么怎么好。这不是事实。记得早年的外国传教士就说：中国人有演戏的本领。在父亲面前一个样，在妻子面前一个样；在上级面前一个腔调，在下级面前又一个腔调等；鲁迅先生则抨击当年的统治者为“作戏的虚无党”。“作戏”必然不严，“虚无”必然不实；费孝通先生《乡土社会》讲在长者权力下，家人往往表面“无违”实则歪曲，虚伪不但不可避免且必须。

但当下为什么会比较普遍呢？我以为，其实质是缺乏信仰——理想信念。

那么，中国人历来如此吗？我们的文化是怎样演变过来的？

中国文化演变的三个阶段

谈到文化的演变，首先谈谈我的“文化”观。在我的心目中，文化是某个人群生存的大系统，至少有几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谋生方式的，群体秩序的，日常习俗的，心灵安顿的四个子系统。四者像四根相互依存的、复杂地绞缠在一起的绳索，共同编织成一个无形而有力的“网”。人活其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文文明明地被化育成“网”中人。所以中国人称之为“文化”——“文”明地“化”育。

下面，我将以此来观察三个阶段的文化。

传统文化阶段

该阶段的谋生方式是农耕；其群体秩序主要以血缘、亲缘、地缘等作为纽带；其日常习俗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神圣礼俗系统。最后，上述三者作为社会的存在，支撑起中国人传统安顿心灵的方式：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社会的道德至上；人与自身的克己复礼等，并形成以儒家为主导，兼有道、法和佛等思想。

在这个系统中，至少有两个东西让中国人感到神圣和敬仰：其一是天，这是个超自然的、能分辨是非的、无处不在的东西。无论是统治者、精英、百姓都有这个“三尺之上”不可欺的信仰。其二是世俗世界中的列祖列宗。在此神圣感下，中国相当多的人是能够“严”于修养而“实”于干事的。

如何评价传统文化？我以为，该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生存和发展，曾经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乃至引领高标；有的东西，可能在进行创造转换后，仍然能引导世界的方向。如费孝通先生在痛感当代“战国时代”的“地球村”形势，呼吁“培养二十一世纪”的孔夫子，他所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以为就有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的气度。当然，这个文化系统与基于个体精神的民主、自由、法制、科学等不同；缺乏独立、批判、怀疑的思维习惯等等。

毛泽东时代的文化

支撑该时代文化的谋生方式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其基本的群体秩序是普遍化的单位制；其日常习俗具有浓厚泛政治化的基调。心灵安顿：天下一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

总之，毛泽东时代用计划经济管住人们的饭碗，用单位制管住人们的身份，用泛政治化习俗管住了人们的行为。这就有效地结束了旧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令行禁止，用李泽厚先生的话，带有“军事马克思主义”色彩。结束了上百年中国人的迷惘，新中国得以“立命”；结束了上百年挨打的历史，中国人得以“安身”。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具有高度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国家。但其“立命”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带有本质主义、道德至上和两大阶级斗争等特征；其“安身”的军事化的计划经济、单位制等，又严重束缚了个体的创造力和群体的生产力。曾给中国带来过阴影乃至灾难。

但无论如何，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总体上是有激情燃烧的信仰和既“严”又“实”的作风的。比如当年贵阳师范学院的书记康健同志周六去看京剧，自己一个人乘轿车，其夫人和孩子因为级别未届，只能跟在车后步行。是为“严”。再如老红军曾宪辉官至副省，但60年代后每年都要下到他的观测田地中去数行距株距，看庄稼发兜情况，乃至细数一株穗上的谷粒，以此来判断产量。是为“实”。而且，此类事不仅发生在康、曾二位身上，在当年，是干部比较普遍心态和行为方式。

多年以后，邓小平同志谈及当年，仍然充满感情：“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我一直以为，毛泽东同志无论他个人对孔子的评价如何，那个时代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与西方个体主义全然不类，应该还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延续。尽管评价必须一分为二，但不能当“盲肠”割掉。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

毛泽东时代虽然激情燃烧，但生产力、生产效率不高，改革开放的产生是必然而必要的。就短短三十几年，中国变得强大了、人民富足了，跨过了西方数百年走过的道路。堪称伟大。

这个时段，中国人主体的谋生方式不再是小农自给自足，也不再是计划经济，而是走上一条市场经济的道路；其群体秩序，不再是血缘地缘，城市化带来人们的陌生化，不再是当年的单位制，“砸铁饭碗”、“下海”等使社会组织更多是围绕利益的企业化秩序；人们的日常行为，既没有传统的神圣礼俗也丧失了泛政治化，而显得更加世俗化。在这样的社会存在基础上，人们心灵安顿的模式显得多元而复杂。

吴波先生在一篇叫做《官场和社会都须严防暮气》的文章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资本和市场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意义和作用估计得极其充分，而对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之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消极影响估计得严重不足。”

这种消极影响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两点。其一、从节欲主义到纵欲主义的变化。传统社会，农耕产出很少，你的纵欲就意味着别人的饥饿乃至死亡；毛泽东时代生产效率也不可能高，所以我们都唱着“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呀么离不了……”

但眼下呢，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时代是个产生“物的依赖性”的时代。你要有强烈的物质欲望，才会拉动市场和生产；市场和生产活跃了，才会有充分的就业；就业充分了，才会有社会的和谐和物质的进一步增长。这里，物欲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拉动经济最根本的要靠物欲。“物欲”不好听，换成“内需”就行了；不仅国内如此，还让外国人去产生物欲掏钱，叫“外贸”；发展经济还有一驾马车叫“投资”，如果你投的资没有物欲的支撑、没有市场和生产的支撑，也就只是印出来的纸币罢了。

纵欲主义在市场经济时代还表现为消费主义。波德里亚《消费社会》说：“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此中的一切的英雄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统统都汇集为商品崇拜。超级购物中心就是人们的“先贤祠”和“阎王殿”，消费、享乐的追求成为消费社会的伦理和意识形态，深入人们的思想意识。消费者被视为“上帝”——其实是他们口袋里的钱才是“上帝”。

消极影响的第二点，是从数千年道德核心的利他主义为中心到利己主义为中心。这里引用北京大学著名伦理道德专家王海明《人性论》中的两段话：市场经济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十分独特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利己，而不存在无私利他的行为。”“与此恰恰相反，两千年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道德总原则及其理论——亦即儒家、墨家和康德以及基督教所代表的利他主义——将无私利他奉为衡量行为善恶的道德总原则：只有无私利他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善的；而只要目的是为了自己，则不论如何有利社会和他人，都是不道德的、恶的。这样，利他主义的道德总原则及其理论便与市场经济发生了矛盾。”在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于是，农耕、家庭血缘环境与计划经济、高度雷同的单位制环境中产生的“大公无私”就合乎逻辑地变成了“大私有公”了。

总之，改革开放这个新的生存系统，带来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富裕，还带来新观念的产生——比如企业家精神、创业激情和民主法制意识等等。但也必然带来对物质的依恋和对享乐的追求；必然带来自利化。因而势所必致地带来传统价值观、传统理想信念与现实存在的深刻矛盾。

这种矛盾、这种市场经济的物欲化、自利化当然也势所必致地反映在我们干部、乃至高级干部的身上。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有些高级干部就开始自利化和物欲化，据说，某老干部强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六百九十万元兴建自己的公馆。邓小平同志很是生气，对高级干部们讲了一番话，叫《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其中说：“大家知道，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应该看到，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下面干部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我们确实要冷静地想一想，有些现象是不像话呀！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

“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啊！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

小平发了怒，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好转，以后又有人通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双轨制”缝隙倒买赢利，被称为“官倒”。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郑重强调：“这个党该抓一抓了，不抓不行了。”

可见，市场经济自身的逻辑对传统文化精神、传统干部的作风破坏作用很大。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是不争的事实，但旧的信仰的塌陷而新的文化精神还有待建立，我以为也是不争的事实。

你、我正当其时。我以为，习近平总书记萦绕于心的令人忧虑的问题，根源正在于此；提出“三严三实”要解决的关键，“手指头”也指向于此。

怎样践行“三严三实”

北京大学吴国盛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毛泽东时代，解决了中国人挨打的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中国人挨饿的问题；当今这个时代，要解决中国人挨骂的问题。

不挨骂，就要有一种恢宏的民族精神，顶天立地，受人尊重。坦率说，现在还没有树立起这种文化精神来。所以，我以为习近平总书记除了以“四个全面”抓经济社会发展而外，还想打造一个新的高昂的民族文化精神，这个精神是有根基的、有德性的、有血性的。所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文化精神，就是：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三严三实”，就是这种文化精神在干部作风上的反映。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那些我们祖祖辈辈代代坚守的好东西，能否与当今的市场经济文化接轨呢？我接触了很多同志，老的年轻的，地位很高的和一般群众，对此普遍存有一些疑惑。

我以为：这种接轨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能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例中看到这种可能性。比如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基督教新教所产生的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塑造和促进作用；比如从日本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能看到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导致新的“士魂商才”和新的生存方式——“儒家资本主义”；再比如从我国台湾省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一方面经济上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另一方面坚持中华传统，较好地保存了中华的道德、伦理和行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动员社会还是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有信心。

当今，我从上层看到了希望。本届党中央除了以霹雳手段反对腐败，以“四个全面”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外，更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三严三实”，我以为既是为了持续反对和预防腐败，也是为“四个全面”奠基，更是想用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来打造有根基、有德性、有血性的文化新精神。

我还从底层看到了希望。近来参加了几个社会公益活动：一群EMBA的年轻企业高管自发筹款，在坚持了数年后，为贵州等西部农村学校的校长们建立了“脚里学院”，请来不少名人以志愿者的身份为校长们开课。中国陶行知思想研究会为了践行陶先生“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平民教育思想，正在为贵州毕节地区100所学校进行共建卓越学校努力。这些举动，既不是传统社会的，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思维、举措和模式，而是一种符合这个时代的新东西。身处这些优秀的志愿者及其真诚付出、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之中，我感到我们这个时代是蕴含着一种产生新文化精神的巨大能量的。

具体怎么办？我以为一方面，我们要理解中央、跟上中央，才能产生万众一心的国家力量；另一方面，我们都不是局外人，应该有“从我做起”的主体精神和责任。最近我添加了一个微信，对方是谁不知道，但其一条留言深深打动了我——“当雪崩到来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觉得自己没有过错”。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为了不让雪崩来临，每一片雪花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旧的东西已经衰弱，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上是会出现很多不如人意的现象的。我们是每个人都觉得“我很无辜、它很无理”而怨天尤人呢（当然理性的批判永远是必要的）？还是以我为国家的主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去积极有为地参与推进呢？

最后我要引述一位叫刘媛媛的90后大学生的话。在一篇叫《年轻人能为世界做些什么？》的演讲中，她说：“有一件事，你跟我都可以做到。这件事就是：我们这代人，在我们老去的路上一定一定不要变坏。不要变成你年轻时候最痛恨最厌恶的那种成年人。如果将来你去路边摆摊，你就不要卖地沟油小吃，你不要缺斤短两。你将来开了工厂当了老板，你不要偷工减料生产一些次品。”

“每一个普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个好人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会改变世界。我是一个学法律的，如果我将来是一个公正严明的法官，那么这个社会就因为多了一个好法官而变好了一点点。”

“我希望大家都记住，即使给了你十万个理由去作恶，你都要保持自己的操守跟底线，仅仅就是因为一个理由：你不是一个禽兽！你是一个人。我更希望我们所有的90后们，你们都能成为那种难能可贵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嫉恶如仇，你绝不随波逐流，你绝不趋炎附势，你绝不摧眉折腰，你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你绝不绝不失望于人性。

所以我亲爱的90后们，如果再有人跟你们说，年轻人你不要看不惯，你要适应这个社会，这时候你就应该像一个真正的勇士一样直面他，你告诉他：‘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来适应社会的，我是来改变社会的。’”

让我们像这个年青人一样，以“从我做起”的责任感，在党中央的引领下，为打造一个新的、令世界尊重的、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华文化新精神而努力！